杭州正在进行控烟修法

2020-03-17 01:48

今年,国家级控烟条例已列入《国务院2016年立法工作计划》,正在按立法程序修订推进中。

截至目前,在杭州,《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已实施6年有余。在今年2月底召开的杭州市人大常委会上,杭州市人大代表卢建华认为,控烟禁烟工作有成绩,但管理上仍存在盲点或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杭州规定,“各区县(市)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公共场所控制吸烟监督管理工作,工商、烟草专卖、教育、交通、旅游、体育、公安、城市管理等部门和有关社会团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协助卫生行政部门做好公共场所控制吸烟监督管理工作。”

报告分析,根据以上城市的描述,控烟执法困难可归纳如下:缺少专项控烟执法经费或执法人员不足;单位或场所不配合、落实控烟措施劝阻不到位;宣传、倡导有待加强;认为取证难、执法难;多部门执法部门职责不清、缺少牵头协调部门;社会动员和公众参与不充分;认为存在立法冲突或立法缺陷;吸烟区和禁烟区混交、不合理等。

报告显示,缺少专项控烟执法经费或执法人员不足、单位或场所不配合以及落实控烟措施劝阻不到位是政府控烟执法中遇到的主要困难。

上海市、杭州市、广州市、天津市、克拉玛依市、哈尔滨市、深圳市、长春市、唐山市、 南宁市、西宁市、青岛市、北京市、福州市、鞍山市,共15个城市列举了在控烟执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在发布会上,北京市卫生监督所副所长王本进指出,“无烟城市”控烟执法工作首先要立法,其次是执法和宣传。“北京市在宣传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发挥社会共治,控烟协会志愿者和相关部门都在共同做这项工作”。

深圳是全国首个进行地方立法控烟的城市,1998年制定了控烟条例。在谈到控烟执法中遇到的问题时,深圳市卫生监督局副局长黄锦生曾经对媒体表示,“控烟立法最好规定‘在禁烟场所吸烟一发现就处罚’,深圳控烟条例要求先劝阻再处罚,就很难操作。”

2014年11月,国家卫生计生委起草了《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送审稿明确,所有室内公共场所一律禁止吸烟。此外,体育、健身场馆的室外观众座席、赛场区域;公共交通工具的室外等候区域等也全面禁止吸烟。

从今年8月起,北京市义派律师事务所向全国18个已实施控烟法规的“无烟城市”申请控烟执法政府信息公开,历时3个月,形成了报告。总共发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81份,提出821项申请事项,法定期限内获得了16个“无烟城市”的答复。

杭州市卫生监督所办公室主任徐宁在报告发布会上指出,杭州控烟立法设置了室内吸烟和禁烟场所,给控烟执法带来很大困扰。他透露,杭州正在进行控烟修法,但是如果立法无法给基层执法监督员提供很好的抓手,控烟执法就难以落到实处。“立法应该有引导性、前瞻性,所以我希望全国的立法能够更好地根据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及国内的国情制定更加合理的法律”。

另外,地方性立法层级不高的弊端,也在执法过程中逐步暴露出来。报告认为,地方性控烟法规已经不能满足中国控烟形势的需要。

他透露,今年北京市卫生计生委总结一年多的控烟执法工作以后,按照北京市人大提出的审议意见向北京市政府作了报告,其中很主要的内容是建立控烟执法长效机制,“长效机制主要是发挥各个部门在控烟工作当中的协同作用,同时我们也建议政府对执法人员给予执法力量保证,不能长期依赖于兼职的执法队伍”。

“但实际工作中,却是卫生行政部门一家在进行监督管理工作,全市卫生计生部门专(兼)职从事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的不足30人。”卢建华指出,“控烟执法队伍的力量过于薄弱。”

报告指出,地方控烟条例层级不高、立法存缺陷等问题,在实际执法过程中逐步暴露出来。比如,绍兴市和克拉玛依市答复称,国家层面控烟立法未通过,导致无执法处罚(罚款)的依据;青岛市答复称,由于吸烟区设置区域不合理且无指引标识,导致执法困难,而且一般公众控制吸烟的意识仍不强,有的吸烟人员在非吸烟区吸烟且不听劝阻,经常与劝导人员发生争执。

据了解,向18个“无烟城市”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事项主要包括:2015年控烟执法数据(如检查场所次数,对场所、对个人处罚数量等)、2015年控烟执法效果评估和监测报告、2015年控烟执法财政预算和决算、2015年控烟执法工作遇到的困难等。